【匯點：原罪背後 1】前言 — 一場民主運動的誕生與落幕
2015/5/13 —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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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專題系列【匯點：原罪背後】前言
民主黨成員狄志遠在接受「港人講地」訪問時，說了這一番話：
「國際標準、真或者假（普選），只是爭拗過程中自己擺出來的貼紙。好像老師，（學生）字寫得不漂亮，就貼個豬仔上去，但是小朋友字寫得不漂亮，有主觀的因素，但客觀事實是否不漂亮呢？…在此呼籲，大家飲杯凍水，坐下來，回到初衷，初衷是推動民主。」( 狄志遠 )
「匯點最多賤人！」噓聲隨即在網路上、輿論間不脛而走。確實，狄志遠曾是這個叫做「匯點」的組織一員。翻查名單，可見名字還包括劉迺強、王卓祺、張炳良、馮煒光、高達斌 ….
於是你或許會推測，「匯點」是今日建制派 / 偽民主派的溫床。可是當你再多看兩眼，卻又會看到另一組名字：馬國明、何芝君、杜耀明、呂大樂、戴耀廷….
於是你疑惑了，「匯點」到底是甚麼？是甚麼讓這些人走在一起？他們又是否真的有一致的初衷？
讓他們走在一起的道路，叫做「民主回歸」。
道路的終點，在去年的 8 月 31 日。
「人大決定，標誌著八十年代以來「民主回歸論」所代表的改革主義路線 — 一種對中國改革抱有希望、對香港回歸後逐步發展民主的樂觀思潮 — 已經正式壽終正寢。」（方志恆）
「人大決議後，主流民意已不再相信兩者兼容的任何可能。『佔中』與其說是新生代的『民主醒覺』，同樣也可說是『民主回歸夢醒』。」（鄒崇銘）
「香港的民主運動，到頭來要由二十多歲的牽頭；深入香港肌理的『民主回歸』毒素，要由年輕人來清除。四十歲以上的『民主回歸』一代，能不羞愧嗎？」( 孔誥烽 )
「831之後，泛民的民主回歸論、溫和談判路線已經破產，爭取三十年，原來是一聲騙局。」（無待堂）
「或許，『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由新一代，或許更激烈、更強硬、更對抗的社運所取代。」（蔡子強）
而起點則是在 1983 年 1 月 2 日。那天是星期天，天朗氣清的香港吹著颯颯涼風。下午二時三十分，一共二十三人聚首於何文田公主道 54 號社區組織協會 (SoCO) 會址，討論「匯點」成立大計。他們有些還是學生，有些則已是大學教授、社工、商人。這些人包括曾澍基、劉迺強、黎則奮、張玉堂、楊森、畢浩明、何芝君、馬國明、杜耀明、呂大樂等。
他們成為了匯點的首批會員，也成為了首批有組織性推動香港「民主回歸」的一行人。
一個星期後的 1983 年 1 月 9 日，匯點正式成立。如果你從那年一直數到 2047，數到一半恰恰就是 2015 了。而這些知識分子在 1983 年不會料到，「民主回歸」的路走到這麼一半，便已宣告落幕。至於那作為首個倡議者的匯點，則誠如葉健民那句半自嘲的話：「匯點是我的原罪」[1]。
很難怪匯點會被視為一種「原罪」。且看創會主席劉迺強：
所謂「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是冷戰思維下的產物。世上哪有一個社會可以完全不變，而且還要「五十年不變」？假若「不變」真的可以達到，港人又是否真的希望如此？
—《我們不是為了兩制而兩制》，劉迺強，《大公報》 2014年12月22日
創辦「愛港之聲」的高達斌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則有如下講法：
「民主從來不是香港核心價值，法治先係。…（港英時代）香港人就係你有你做港督，我有我做平民，我唔犯法你唔好理我。（香港人）無要求過選港督喎，你咪派來囉，你定法例我遵守到一定遵守，守唔到你拉我，我無辦法，所以香港唔係講民主，係講法治同自由。」( 高達斌 )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人心愈低下，「民主回歸」的罪孽在這代人眼中，便愈深重。
「假如沒有回歸，香港就不會有水貨客」
「假如沒有回歸，香港就不會有染紅的機會」
「假如沒有回歸，香港就不會有 23 條、國民教育、831……」
「為甚麼當初要支持回歸？」
為甚麼當初要支持回歸？有趣的是，當我們為此專題進行資料搜集工作時，發現這個問題的答案人言人殊 — 雖有人出於民族主義的熱情，卻也有人視 97 香港前途問題為本土民主化機會的「民主契機論」，又有人純粹出於左翼反殖的思考，或者出於對當時殖民政府的施政不滿。就如創會成員之一馬國明說，殖民地政府所給予的，實際上是一個有自由無民主的社會。沒有民主的自由，沒有維持下去的可能。因此，他支持民主回歸。
只是如今回頭看，很多人會認為，匯點當年提出「民主回歸」的原因還是因為這四個字：中共統戰。
「（民主回歸）應該是有點蘊釀，有一些學生以外的人，可以有效的帶出這些想法的人（影響了我們）。那麼他們的想法從哪裡來？其實是有協調的，我覺得這是中共統戰的其中一個方式。」（羅永生）
「（民主回歸）那是大量游說和統戰的結果，目的是要製造有利收回主權的輿論。」（徐承恩）
「當年的『民主回歸』派，早已覺悟『民主回歸』由始至終只是中共統戰的手段。事到如今，人大常委會即將頒下政改決定前夕，中共牌已攤。回看歷史，就算不讀1944年的《新華日報》，過去三十年已足夠讓香港人明白，背信棄義，就是中共本質。」（陳沛敏）
無論是因為被統戰還是出於個人對民主或民族價值的追求，總之在 80 年代初，匯點於當時香港「維持現狀」與及「主權換治權」的主流聲音中，以「民主回歸」作綱領，開始走他們所相信的民主之路。
然後，他們這個組織將會嘗試草擬基本法；將會在 1984 年把這份基本法帶到北京，與魯平會面；將會在 1985 年從議政團體演化成政黨，參選區議會；將會在 1987 年產生組織內首個全國政協委員；將會在 1989 年經歷六四，討論以擠提方式拖垮中共政權的可能性；將會在 1992 年在討論彭定康「新九組」方案時，決裂；最後在 1994 年與港同盟合併，加入民主黨，完成它的歷史任務。
許多年後的今日，匯點人已各走各路，位置幾乎包括整個香港政治棋局：從政府高官（張炳良）到佔中領袖（戴耀廷），從建制護法（劉迺強）到民間進步學者（馬國明），從白宮發言人（馮煒光）到政治評論家（黎則奮），從藍絲領袖（高達斌）到國教絕食者（何芝君）……
本來同出一轍的人們，為何思想價值在今日會如此迥殊？他們在匯點存在的十年間，經歷了甚麼？思想有哪些轉變？是哪些人變節了嗎，還是哪些人堅持？或者是哪些人變通，抑或哪些人固執？
而更重要的問題是，談匯點，對今日的民主討論，有何意義？
「佔領運動」結束後的一個奇怪現象，是出奇的寧靜。究竟運動應如何走下去？理論上應該是最熱的辯題，但結果大部分討論都缺乏針對性，講的統統是「政治正確」的虛詞。這似乎是這個運動的特點，很重視道德，會講很多遍要堅持下去，但卻很少談怎樣堅持？憑什麼來堅持？堅持做些什麼？
— 呂大樂, 《社會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
誠如呂大樂所言，雨傘運動後，很多人說要撐民主，很多人說要繼續堅持。但怎樣堅持？憑什麼來堅持？堅持做些甚麼？如果雨傘運動是你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的起點，那你必須知道將要走的道路何在。如果你曾經相信「民主回歸」而終於因為 831 而失望，你更需要知道，新一條路在哪裡。
沒有人能明言路在哪裡，但最少在面向將來前，必須先回望過去。在《立場新聞》新專題「匯點：原罪背後」中，我們透過翻閱文獻，與及大量前匯點人訪問：馬國明、何芝君、高達斌、黎則奮、杜耀明、李華明、葉建源、葉健民、盧子健及多名不願具名的核心成員，嘗試梳理那關鍵十年的歷史脈絡、肌理，加以組織、回顧，重新述說這一段重要歷史。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談，在香港的民主道路上，今後我們將堅持些甚麼。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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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我們的好時代 — 香港六、七十後自述》，葉健民：匯點：政治慢活年代
【匯點：原罪背後 2】歷史，就是起點
2015/5/16 —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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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在港大荷花池拍攝的合照。其中黎則奮（前排左一）、曾澍基（後排右四）、王卓祺（後排左四），曾樹明（後面最左）、何芝君（前排右四），於八十年代初，成為匯點第一批成員。（照片由黎則奮提供）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 編按：為了方便讀者了解文章順序，本文標題改為【匯點：原罪背後 2】，【匯點：原罪背後 1】是本專題的前言《一場民主運動的誕生與落幕》。)
「我一定要問咗先，你們怎樣理解（匯點）這件事？」訪問當日，黎則奮劈頭問記者。
作為匯點創會成員，他的態度，其實不難理解。
過去一年，特別是 831 人大落閘後，許多人指著「民主回歸」四個大字，大肆批評。於批評論者眼中，當時的知識分子單純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便貿貿然跟香港主流民意對著幹，推動民主回歸，是無知，是幼稚，更是罪孽深重。而作為全港第一個主動倡議「民主回歸」的論政團體，匯點及其成員，就自然成為罪人中的罪人。
事實上去年九月中，D100 主持黎則奮聽見社會上對匯點及民主回歸、如潮湧來的質疑聲音，曾經撰寫一篇文章作回應：
要批判民主回歸論，請先翻閲當年的文章，針鋒相對，如果連基本的人事也不清楚，胡亂發砲，張冠李戴，只會令人哭笑不得。
— 黎則奮《誰是民主回歸派》，2014-09-14
「很多人由去年開始鬧民主回歸，說支持者便是罪人，很多後生仔話，若不是你這班衰人當年提民主回歸，我們就不用被賣豬仔。但其實，大部份人不知道歷史。」黎則奮正色直言。「我不是想 be defensive，又或者為匯點、民主回歸去辯護，根本無必要。但你一定要睇返整個歷史脈絡，先有得討論。若不是這樣，咁拗來做乜？你鍾意點講，咪講到夠囉。」愈說，就愈動氣。
氣憤，因為由始至終，他想強調的，只有兩個大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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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點：原罪背後 1】前言 — 一場民主運動的誕生與落幕
2015/5/13 — 13:25
「現在有個普遍的問題是，無論什麼派別都好，好多人都好似覺得，歷史由他開始。」
因為歷史由「我」開始，所以配上朦朧鏡的港英年代，永遠是美好的；因為歷史由「我」開始，所以旨在「建設民主中國」的八九民運，鐵定與「我」無關；因為歷史由「我」開始，所以倡議「民主回歸」、被中共瞞騙三十年的匯點成員，當初要不是頭殼壞掉，肯定就是蒙昧良心。
「歷史不是割裂的，有因有果，不是偶然。」
於黎則奮眼中，批判匯點又或民主回歸，絕對沒有問題，甚至理應批判。但批判的意義，應當是承傳、揚棄與超越，而非呼天搶地，撒野叫囂。因此若要再思匯點，當務之急，尤其未曾經歷那個時空的年輕一代，就在於認清歷史，承繼歷史。
「五四夠唔關我事啦！但歷史就是這樣，並非你話割斷就割斷，是一代一代接落去。」
歷史，就是起點。
黎則奮
（一）決定性的七十年代
對不同背景的香港市民來說，「七十年代香港」有一種特殊的意義 — 那是香港社會的黃金歲月，那是大家的好日子。而在差不多所有關於香港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的論述中，都有七十年代這一環節，而且佔上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可是，對於七十年代香港，大家只是抱著想當然的看法，不覺得有需要重新認識那個年代。
—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 年
作為論政團體，匯點的歷史始於其成立年分，1983 年。
然而，若我們真箇希望了解匯點眾人的「民主回歸」主張之源頭，則必須往時間軸線的前沿追溯。要認識的，不獨是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議事桌時的八十年代初，還有一切尚未成型的，七十年代。
原因很簡單，大部分匯點成員都參與過七十年代學生運動，而今天回想，無論是呂大樂抑或高達斌，都會承認，他們的思想以至信念，都源於七十年代所接觸的人物、書本、思潮，以至在殖民政府統治下於香港社會發生的一場又一場，大小不一的社會運動。
甚至我們可以說，這班人於七十年代的思想與經歷，基本上已經決定了八十年代初，當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中英談判桌、百姓嘴唇邊的時候，他們所抱持的態度和立場。
當然，就如同為匯點創會成員的呂大樂上面所說，今天每當提起「七十年代」，我們的腦海裡總有太多太多前設，和太多太多似曾相識。我們會立即想起麥理浩，想起廉政公署，想起公屋，想起獅子山下，然後蓋棺定論說，那是香港的好年代。
但在當年活躍於學生運動以至社會運動的匯點眾人眼中，「七十年代」可能不是這一回事。談到這個年代，他們想起的，可能是保釣、反貪污捉葛柏、認中關社、金禧事件、油麻地艇戶……
以及少不免的，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
故事，理應要由這裡開始說起。
何芝君
（二）認中關社的社會派
一九七三年，經過兩次回國學習之旅，香港學生運動的內部矛盾浮現。主流意見是認識中國，先定下大方向，才處理周遭問題，以免旁生枝節。我屬領袖之一的少數派卻認為，殖民地不公義比比皆是，奉行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沒理由反對在香港本土內進行抗爭行動。
七三年夏末的一個中午，我與王卓祺（其後的《學苑》總編輯）、黃醒華（當時的學聯會長）屬少數派的學運份子，加上不算是我們同路人的吳正中，於港大附近、皇后大道西尾段的龍華茶餐廳進食。其間我提出，既然大家意見明顯地分歧，有必要「正名」，以區別界限。討論後，我建議稱自己等人為「社會派」，對方為「國粹派」；記憶所及，三位皆無異議。返回港大，少數派同仁，包括黎則奮、張家興、和曾樹明，都接受這兩稱號。
— 曾澍基《「國粹派」、「社會派」源考》，2001 年
七十年代的大學校園，特別是活躍於學生運動的一群，普遍分成兩個派別，兩派人深入學生會及學生報等不同組織，互相仇視，不停纏鬥。當中以「國粹派」較認同中共施政，主張通過靜態的「認識中國」宣傳活動，拉近中港人民意識形態的差距；「社會派」則認為，唯有透過參與動態的社會運動，走進本土社區，深入平民百姓，大眾的社會意識方得以提高，社會改革才得以展開。
而在匯點人當中，大部分當年都站在「社會派」。除了上面提到的曾澍基、黎則奮、王卓祺等「元老」，份屬「社會派」而又成為匯點第一批成員的，還有何芝君、馬國明、杜耀明、呂大樂等。
社會派的背景，造就這一群人當年的信念。
「我們其實都幾似現在大學裡面，雨傘運動的人，比較關心社會的不公平。」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芝君回首當年事，最記得的，是兩派分別。「國粹派緊跟國內的路線，好多時做的都是喧寒問暖，團結同學的東西，就好像現在的民建聯。」至於社會派，則比較著重獨立思考，「大家要識諗嘢呀，參與得來也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此早在港大校園的時候，她已跟同路人勤讀馬克思和毛澤東選集等左翼讀物，思考怎樣令社會變得更好。
為了抗衡國粹派每年舉辦的「中國週」展覽，作為社會派大本營的港大現代思潮學會甚至會舉辦名為「拉美透視」展覽，專門介紹拉丁美洲之種種。「因為我們要對抗中國週囉，哈哈，社會派不應該單顧國內。」有份搞展覽的何芝君笑著補充。
對於兩派之爭，1974 年入讀中大的曙光書店創辦人馬國明有相同觀察，「當時大學校園的學生會由國粹派壟斷，他們最著重搞『中國週』，個口號是『認識祖國』。」他回憶 1976 年四人幫倒台前，崇基學生會有壁報被貼上大字報，寫著「反右傾翻案風」，「內容就是將《人民日報》的社評大大隻抄一次，戇居到暈，我當時睇到莫名其妙，老實講，班國粹派就是無腦。」馬國明微笑，「不過講句公道說話，他們是赤子之心，真的是現在的『真心膠』。」
對於國粹派的盲目愛國，社會派大肆批評。「我們在香港喎，一味認識祖國，香港嘢唔駛理咩？」於是大學時代的馬國明，積極參與本地社會運動，聲援社區的清拆事件，「弱勢社群被壓迫，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只是去聲援，精神上支持。」但這些工夫，國粹派是不會做的。
這就是社會派中人所做的事，拜讀左翼理論，然後付諸行動，走入社區，用於本土。
但這也不過是他們表面上在做的事情。若要深入了解這班社會派，也就是匯點人的前世，我們必須剖開他們的腦袋，解構這些（當年）年輕人的思想。
然後我們會發現，在社會派中人的腦袋裡，有兩個概念，頗為顯眼。
1975 年，港大現代思潮學會就「拉美透視」展覽而出版的刊物。
三、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
「流在我們的血管裏的，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文化的遺傳性並非可以在二三代之內磨滅的。況且，自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她與中國的聯絡從未真正割斷，而居民的移徙情況亦使我們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民族身分，無論我們對大陸裏當政的人（清廷、國民黨、中共）持的是什麼政治態度。」
— 曾澍基《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1982年
第一個，毫無疑問是「民族」，就像被社會派中人視作思想導師的曾澍基這篇文章所寫那樣。
這兩個大字，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成為許多痛恨「民主回歸論」人士大肆抨撃的理據。特別是去年 831 人大落閘、「民主回歸已死」的呼聲席捲全城之時，鞭撻聲音尤其浩大。
上月突然辭世的學者曾澍基在 1982 年撰文《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客觀地理解這篇文章，正是指出「回歸」之念就是基於民族主義；當中亦指出觀念並不單是如何看待三條條約，可是除了圍繞大一統思維之外，就沒有其他具體的論據……在此呼籲「民主回歸論」的主事者，請鼓起歷史人物應有的勇氣，承擔起這個積壓了 32 年的責任。
— 林鴻達《民主回歸之歷史因由和責任》，2014 年 9 月
很明顯，「死抱民族立場」，是不少人痛恨匯點的最最最主要原因。
但問題是 — 夾雜在這份恨意裡頭的，有多少是一廂情願式的指控？「因為擁抱民族立場，認同自己流著中國人的血，所以漠視主流民意，堅持回歸祖國懷抱」，這套說法，究竟有多真實？甚至乎回歸基本，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究竟是否全部像曾澍基一樣，「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民族身分」？答案未必如我們所想。
許多受訪的匯點人都承認，當年他們身邊那班人，大多信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
「其實同一代人都是這樣的思維，這代人不會夠膽突破的。」黎則奮回憶，這種「匯點主流」的民族主義，指的是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亦認同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將來屬於中國。
擔任匯點第二屆幹事會秘書、現為商人的畢浩明亦認同，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跟同代的香港人其實也差不多，「我認識的匯點仝人，不見得有比一般人更强的中華民族感情，但亦唔可以話比一般人薄弱！起碼我們在學生時代無積極搞認祖，但有人搞認祖，我亦無抗拒！」
匯點成員之一、現為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甚至記得自己第一次到大陸旅行的情景：「那時搭火車由廣州搭到北京，唔係搭飛機，又會好有興緻，起碼上去那程，一路坐在窗口，不停向那些同胞揮手，覺得好過癮。」他說，那是一種很樸素的民族感情。「當年上北京，成日聽到的普通話就是『沒有』，買咩都冇，那個年代，你只可以去友誼賓館、友誼商店買嘢，但當時的文風好樸素，你的感情因素就更加強。」
匯點人有沒有抱持民族主義？答案好像是「有」。
但有趣的是，每當直接問到受訪者自己當年的民族意識，他們卻大多予以否認。
例如當年在中大學生會見識過國粹派大字報「威力」的馬國明，「老實講，我所謂民族立場好淡薄，我見他們學生會戇居到暈，你唔好搞我。」
黎則奮亦然。「我從來不是民族主義者來的，就算我係，也是好早的時候，六七暴動時是同情左派，未入大學前曾經 buy 過毛派，但好早已經唔 buy。」他一貫地斬釘截鐵，「如果你話講本土主義我最早添，1977年寫灣仔，話我籍貫係灣仔，我是異端來的。」
畢浩明今天回想匯點後來的「親北京」舉動，也不認為與「民族」太有關連：「同北京對話，是一項面向香港將來的實務，無需要民族主義驅動！保衛釣鱼台行動就好唔同，少了民族主義同對日本軍國主義仇恨，你唔會參加！」
答案好像突然又變成了「無」。
更大可能的是，真相在「有」與「無」之間。七十年代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中國聯繫，不是出於血脈的單一盲從（像國粹派），也不是今天年輕人那種義無反顧的抗拒否認，而是徘徊其中，混雜多元的一種狀態。
這種狀態，部分源於左翼「反資反殖」的思想，對於進行社會主義的中國，他們有一定程度的憧憬。
「當時不會將中共視為敵人。」何芝君解釋。「因為我們的 background 都是讀馬克思主義，為何讀馬克思，唔讀 Weber，都是有一定意識形態的方向，都是社會主義 versus 資本主義，所以才反資反殖。」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她也曾經有好感。「我記得當時聽到話上山下鄉，其實都幾好喎，真是去服務一些好偏遠的人喎！赤腳醫生點解唔好呀？中國的困乏之中，你肯去窮鄉僻壤去做醫生，點解唔好呀？」
正因如此，當時的學運，無論是國粹派抑或社會派，經常都會問，「中國往何處去」。國粹派會問，明顯是基於單純的民族主義；社會派也這樣問，則多少反映了這班左翼對理想社會主義國度的期望。
偏偏當年沒有互聯網，資訊不流動，身處香港的他們對於神州大地的種種，都不太清楚。「是呀，對於文革，當時我們所知道的事實，實際上不是太多。」資料不足，只得用直覺判斷。
直覺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算是最壞的選擇。
「我們之中無人會 question 是否應該有共產黨的。」何芝君再說，「因為你睇返轉頭，國民黨都好腐敗嘛。」當年的台灣跟今天完全是兩個模樣，白色恐佈時期的國民黨以特別刑法充當政府整肅異己的工具，迫害異見人士（如獨立運動人士、左翼人士），在香港的知識分子眼中，注定不是樂土。
與之相比，「那時共產黨有咩威脅啫？無威脅的。」黎則奮強調當時的背景如此。
「這不過是 lesser evil 的選擇。」
事後審判，我們當然可以批評這班七十年代的年輕人過於短淺，看不清共產黨本質。但這種批評，卻不能抽空於時代背景。而這，恰好是今天想像不了何以「反資反殖」的我們，最難理解的。
對於這班社會派出身，後來成立匯點的知識分子來說，其民族意識、中國連繫以至對中共的想像，不僅緣於「血脈相連」，還混雜了左翼思潮、資訊不足、「lesser evil」等種種因由。
而在身處七十年代的他們心目中，更加 evil 的勢力，不在北方，而在本土。
它的名字，名叫「殖民地政府」。
四、社會不公的罪魁禍首
對於今天這一代香港年輕人來說，「反殖」恐怕是天方夜譚。港英、殖民，只會「戀」，談何「反」？
黎則奮對此感受很深。「他們根本連港英年代哪些值得戀，哪些不值得戀，都唔知！你問我呢，香港最美好就是六、七十年代，但感性上他們都無認識，戀乜叉，有資格戀應該是我們喇。」他思忖片刻，再補充：「當然我會諒解，因為對港共極度不滿，青年人反叛，所以有情緒反應，如果我是他，可能都會咁，一定受社會歷史條件限制，影響思維。」
而事實上，別說眷戀，身處殖民管治年代的匯點人，對於港英政府，心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恨。如果說這班年長於七十年代的人有什麼共通點，「民族」不是正確答案，「反殖」可能更接近真相。
當然他們每一個人「反殖」的原因，都迥然不同。有人出於普世價值原則，對大刺刺的「殖民地主義」堅決說不，就像何芝君。
「（我是）反對殖民地主義，你有什麼理由去同英國話，你再收留我啦，又或你再畀『太平門』我們啦。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壓迫性架嘛，係咪呀？」她說來理所當然。「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仲要求它留低。」
她這種反殖民地主義的立場，源於左翼思維。「Q仔（黎則奮）、曾基（曾澍基）他們根本就是左翼嘛，他們出《左翼評論》嘛，我是認同那樣嘢，真是傳統的 left wing。對我來講，大家都有種反殖的意識，而這種反殖又不是義和團式的反殖，不是逢外國人都衰那種，而是從體制上 question。」
有人出於原則反對殖民，也有人放大雙眼，觀察到當時社會處處不公，因此歸咎罪魁禍首。
「當時仲有好多寮屋，好多時政府走去拆，但無安置，等你自生自滅，好似現在荃灣榮豐咁。」馬國明當年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有時聲援被趕絕的小販檔攤，有時關心籠屋問題。走在社會最前線，對於港英政府的惡行，他看在眼內，頗為感慨。「起碼我知道，好似現在一樣，表面上香港是繁榮，但是好多弱勢社群被壓迫呀，要住在籠入面。」所以對於港英政府，他反感；對於盲目擁護港英的，更痛恨：「我對那班親英的，好似對現在的建制派咁的感覺。」
另一匯點成員、現為立法會議員的葉建源，也對殖民地管治的黑暗做法，記憶猶新。「殖民地管治基本上就跟整個人的尊嚴，是對立的。七七大示威，岑建勳等人，在維園是被警察扑濕的。」說的是 1971 年 7 月 7 日，全港大專生為「保衛釣魚台」發起示威，結果演變成流血鎮壓。警察為阻止示威行動，動用了防暴隊、警棍及老虎槍，撃打手無寸鐵的學生，有示威者被警司威利用警棍毆打，頭破血流。
翻開事件翌日由各大院校出版的聯合號外，你會發現裡面好些描述，例如是：
七時十七分，警方警告如果人群不從速離開公園便會用警棍亂掃。此時情況萬分惡劣，中區警司威利指揮並帶領使用警棍向坐在草地上的群眾橫掃及腳踢。
防暴隊頭戴鋼盔，手持滕盾、警棍、老虎槍及催淚彈，從維多利亞公園的東面朝示威者方面推進。
示威至此趨近尾聲。一場原可以平靜無波的示威抗議行動，經警察的加入及濫用暴力，竟然變成為血淋淋的暴力事件。
竟然是這樣似曾相識 — 就像雨傘運動中，在龍和道、添馬公園上演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血腥場面。
四十三年前港英政府處理事件的態度，以至警隊鎮壓示威者的手法，就跟今天的特區政府、香港警隊，不相伯仲。
這就是殖民統治，這就是今天許多人懷念眷戀的，殖民統治。
除此以外，還有更多更多的匯點人，每天走在街上，如常呼吸，如常心跳，然後在日常生活的血脈氣息之中，把港英殖民的壞處盡收眼底。
「曾幾何時，大學有鬼佬唔知教乜……我在學時這種不知所謂鬼佬講師能保持教席，可能就因為香港還是殖民地，這種情况港大比中大多。」畢浩明有此回憶。「St. John（港大的聖約翰書院）又招些牧師來港，遊埠咁，是殖民地標誌，好無聊，當然覺得香港不需要（這些東西）。」
八十年代中期加入匯點的葉健民，當時年紀稍輕，但對於殖民時期的香港，他同樣沒有好感。「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就會覺得港英沒有現在講得咁好。」例如說，廉政公署成立前的香港，根本就是另一個模樣。「我自己細個，親歷過周街貪污的情況，對我們來說是好自然。」他甚至說，自己的成長階段當中，幾乎從沒有一個經歷，會令他對英國人產生強烈好感。「雖然我做童軍，差不多日日都念誓詞，話對女王效忠，但是無意思的，這些說話。」總之，對於英國，葉健民自問很難有發自心底的認同。
另一不願具名的匯點核心成員，對於港英時期的身分認同，有深切感受。當時他負笈英倫留學，「一下飛機，揸 BNO，如果你寫 nationality 是 British，Immigration 是會在你面前塗走你的。他真的會在你面前話：You are not British。所以好難忍的。你話你係咩呀？」是屈辱，也是陰影。
當然，我們也可以質疑這種反殖意識的真確性。它會不會只是事後回想的悔不當初，而不是那時那刻的真實心情？這的而且確，是合理懷疑。
因此，翻開七十年代匯點人所寫的文章，可能更準確地了解當時這班知識分子，對於殖民統治的真實看法。
經濟利益是殖民地存在的主要原因，殖民地主義根本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向外擴張的一種形式。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壓制外，還需要其他比較「軟性」的方法。政治上「分而治之」，文化上加以壓抑，意識上加強控制便成了非常重要的統治手段。
— 曾澍基《香港式殖民地制度》，1975 年
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七五年五月，頗為完整地呈現出當年仍然在學的曾澍基，身為社會派的思想導師，對香港殖民統治的想法 — 於本質上殖民主義跟不公平劃上等號，它意味著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不對等的關係，而這種不對等既然存在，統治階級自會想盡一切方法，維護自身，以至宗主國的既得利益。
曾澍基在文中更引了當年哄動一時的著作《香港：一個必須答辯的控訴》(Hong Kong: A Case to Answer) 中一小段文字，進一步闡述殖民統治對香港社會的「禍害」：
在香港，沒有：
最低薪金標準
有薪分娩假期
最高工作時間限制（十八歲以上男性）
傷病援助
失業援助
寡婦及幼兒的保險援助
全民的免費醫藥治療
強迫教育
眾人一致推崇的理論家曾澍基想法如此，其他當年飽讀其著作的匯點人有近似的見解，也就不難明白。
但今天我們看到以上文字，仍不免失笑。基於普世價值的原則反對殖民，也許尚能理解，然而今日回望，眾所周知，港英政府（尤其是麥理浩任內）於七十年代，正正對香港社會，以至平民百姓，做了許多許多的好事。在百姓心目中，這些好事，正好造就了香港社會今天的繁華盛世。如此看來，當年他們反殖的理據，又似乎不是那一回事。
這是事實一面，同時恐怕又是誤會一場。
1976 年版《香港與中國之間》，曾澍基著，封面由畢浩明設計。
五、沒有民主的自由香港
以當代香港的社會史來看，「麥理浩時代」是過去幾十年裡歷久不衰的一個神話。它並非單純是殖民政府的思想工作、政治灌輸的後果，又或者只是一種論述的建構，而是實實在在嵌於香港人的生活經驗，建基於具體的社會變遷之上的意識形態……這種想法限制了我們反思的空間，同時壓抑了某些反提問及批判的可能。
— 呂大樂《「麥理浩年代」的殖民性》，收錄於《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年
上面提到曾澍基那篇文章，收錄於 1976 年由一山書屋出版的《香港與中國之間》。這本紅色小書，封面由畢浩明設計，幾年後跟曾澍基一同成立匯點的陳文鴻（現理大教授）、黎則奮和王國柱等，則給予編輯及財政上的支持。
這本小書，也啟發了當時許多有志參與社會運動、文化批判的青年學生，其中一個是呂大樂。去年曾澍基逝世後，呂撰文悼念友人，並提到：「我一直保存自己在 1976 年所買的《香港與中國之間》，事隔多年再翻一次，仍記得當時腦袋所經歷的震盪。」
這份震盪，也使呂大樂即便事隔多年，回望七十年代的香港，依然頗有戒心。2012 年，他出版《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解拆香港主流社會對這個「好年代」的種種神話。其中一篇題為《「麥理浩年代」的殖民性》，開宗明義，透過閱讀三十年後解封、時任港督麥理浩與倫敦政府往來的書信文件，點出今天被許多人忽略，當時香港社會的殖民性。
其中很重要，而又有助我們理解匯點人於八十年代初提出「民主回歸」背後因由的，在於麥理浩年代對香港政治改革的不作為。
又或這樣說，八十年代之前的港英政府，根本不願意在香港推動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
在上任初期，麥理浩的議程中並無政制改革這一項，原因很簡單，因為就如同一眾前任港督，他需要看中國臉色。因為政制改革被視為一種有機會引起中方強烈反應的舉措，繼而有可能衝撃到殖民政府管治，麥理浩不得不有所顧忌。
呂大樂於書中描述，到了 1974 年，事情起了變化。為了嘗試「建立一種建基於公民的自豪感上的本地認同」，令百姓不再視港英政府為外來政府，便於管治，麥理浩開始重新考慮改變政制的利弊，但同一時間，他於跟倫敦的外交通訊又強調，在香港「邁向正常以選舉為機制的負責政府之路存在障礙」，甚至明言自己未能「看見在本地市民之中對真正的民主改革有任何明顯的興趣」。
你無興趣，所以我不搞了。
結果，在「避免觸怒中方」同時又想「保持香港政治穩定」的考慮下，麥理浩最後做的政制改革（甚至跟「民主」無絲毫關係），就是於 1976 年將立法局的議席數目增至四十六個，然後委任了四位比較貼近草根背景的本地基層領袖進入議會，僅此而已。
而這就是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經歷的政治改革，沒有民主成分，沒有公開選舉，只有由上而下的委任議員、官守議員。
那時候的香港，未有代議政制（直至 1984 年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詳列立法局民主化過程）；市政局議員一半委任，另一半在有限度選舉權的制度下被選出。
香港市民，要到八十年代初才真正開始接觸到選舉，和民主。而港英政府主動作出改變，很明顯也不過因為時代巨輪轉動，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中英談判桌上。沒有這個契機，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如何，沒人說得準。
匯點創會成員、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亦有這個想法。「因為港英老奸巨滑，你推到他要動，才動；不要，就不動。假如無主權變動，他們不會搞代議政制改革。」比曾澍基、黎則奮後一代的他，當年已經判斷，要推動香港走向民主，不能單靠本土力量。環顧七十年代，單靠本地推動到的社會改革，只有「反貪污捉葛柏」後成立廉政公署一次。「壓力團體政治加社區行動，組成結集本地力量，是不成規模推動整個社會權力變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性質敏感，更難由下而上爭取。
「假如無回歸，香港只會繼續在英治底下 hea。」這是杜耀明今天的結論。
於是，我們漸漸能夠明白，時代究竟在匯點中人身上留下怎樣的痕跡，致使他們到了八十年代初，時代巨輪開始滾動的時候，站在「民主回歸」的一方。他們可能一如後人的批評，單純為了基於血緣的民族意識，更同樣不能抹煞的，是這幫人因時代背景而生的反殖思想，以至對於民主，真正的民主（而非麥理浩式民主），的熱切追求。
「沒有民主的自由，這件事我完全不可以接受。」馬國明的說法，最是直接。
所以現在回想，港英統治下的七十年代香港可能很黃金，很美好，也很自由，但對於不少知識分子而言，由始至終，社會卻（至少）缺了一件東西。
民主。
* * *
六、小結：基於歷史的批判辯證
這就是香港的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尾聲，黎則奮跟曾澍基、何芝君等人從大學畢業，卻未忘「社會派」理想，於是搞《文化新潮》、《左翼評論》雜誌，又組成「大風社」，時常走上灣仔譚臣道的一山書屋，跟昔日的學運同伴，相約議論時政。
用今天的角度，就是「吹水」。
離開七十年代，步入八十年代，這班「社會派」（還加上杜耀明、馬國明、畢浩明等人）因為「吹水」，吹出一個名為「匯點」的論政團體；然後也許因為時代，也許因為吹水，「匯點」成為全港首個有組織性推動「民主回歸」團體。
The rest is history.
「所以我一定要問你們，怎樣理解（匯點）。」回到黎則奮劈頭那番說話。「好多人完全唔明這段歷史，你同他討論，就是嘥氣。」
作為匯點創會成員，兼「民主回歸」其中一個重要推手，黎則奮說自己絕對歡迎批判「民主回歸」。「但你應該用別的態度，啱就留低，唔啱就 discard，歷史就是咁演進。可能之後有人會批判本土主義，因為歷史環境不同了，好正常。」所以批判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用怎樣的態度，以及他始終強調的一點：歷史。
當然，認識過七十年代在匯點中人身上留下的思潮痕跡過後，你也不必就此斷言今天很多人的反思與批評 —「民主回歸」是幼稚，是無知，是被中共瞞騙，是背棄香港百姓今天的福祉 — 是錯誤的。
但至少，你不能將這班人的主張，單純視為「頭殼壞掉」、「蒙昧良心」的結果。他們的想法，在時代背景的框架下，起碼有根有據。
「歷史不是割裂的，有因有果，不是偶然。」
匯點的故事，正正由這裡開始。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匯點：原罪背後 3】要「民主」還是要「回歸」？
2015/5/21 —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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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作為香港史上首個以「民主回歸」作行動綱領的組織，匯點在今日，為人所識、受到讚譽，或許還有更多的是，遭到咒罵。
然而，無論功過如何定評，最少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組織在香港歷史上，有它的獨特角色。「民主回歸」的路線，亦幾可說是左右了香港自八十年代至今的政治及社會發展進程。
但回到最初，「民主回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除了要「民主」和要「回歸」之外，這四個字還有甚麼內涵？為何匯點要選擇以它作綱領？當年經歷七十年代反殖思潮洗禮的年輕匯點成員，追求「民主」可以理解，但，為甚麼要「回歸」？
要解答這些問題，不得不先從匯點的誕生談起。而歷史恰恰就是愛開這樣的玩笑：談匯點的誕生，必須先把「民主回歸」暫時擱在一旁。因為在「匯點」之名初次出現的時候，它本是一個與香港前途問題扯不上邊的鬆散團體，甚至從來沒想過要正規化，走上議政、以至參政之路。
故事，從六國飯店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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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個知青團體的誕生
六國飯店，是今日灣仔告士打道 72 號那座四星級酒店的本名。這座飯店早在 1933 年開幕，1986 年重建後，才改稱為六國酒店。
在它還是「飯店」的 1982 年某天，幾個知識青年在裡面一所餐廳吃飯，當中包括今日依然活躍議政的 Q 仔黎則奮[1]、呂大樂[2]、王卓祺[3]，與及去年仙遊的曾澍基[4]等。他們都是不同年代的港大人，不是做過《學苑》就是搞過學生會，共通點是同樣關心社會時事。
那天他們關心到的話題是一部名為《靚妹仔》的電影。
由麥當雄執導的電影名作《靚妹仔》，在那一年的 4 月 21 日上映。電影講述數名未成年少女離家出走，墮入風塵的故事，寫實地反映了當時香港的青年問題，對社會造成相當震撼[5]。
然而在當時的香港知識分子界，《靚妹仔》卻牽起了一場力撐與狠批的論爭。
匯點：理論派與行動派的結合
那個年代，學運出身的知識分子畢業主要從事教育、社工或傳媒工作，而在這些界別當中又可概括分為喜好講理論的「理論派」和強調實踐的「行動派」。
不少「理論派」人士對《靚妹仔》反應正面，讚揚電影批判了社會上的道德主義。另一方面，一些「行動派」的人士，特別是教師與社工，卻對此片有頗大不滿，認為《靚妹仔》的風行變相鼓勵青少年學壞，如時任教協會長司徒華便直斥批評這部電影教壞細路。
在六國飯店吃飯的一行人談到這件事，有感理論派有理論派撐，行動派有行動派插，兩個陣營無甚交流。可不可以製造一個機會，讓眾人可以聚首一堂，交流意見？
於是在 1982 年 7 月 4 日，題為「青少年問題所在及解決方法」的研討會在界限街天主教大專聯會會所[6]舉行。數十名有識之士，匯聚一點，唇槍舌劍但和而不同，志在討論，不求結論 — 這個論壇的名字，就是匯點，Meeting Point。
因此你會明白，所謂「匯點」，其實就是理論派與行動派的交匯點。
匯點 Logo
這一點在未來日子也成為了匯點的特色。匯點成員中理論派有曾澍基、黎則奮、劉迺強等人，行動派則有任職社工的王卓祺、曾樹明[7]、社區組織協會 (SoCO) 的馮可立等。
正如匯點初始成員何芝君所言：理論派有行動派沒有的視野與分析力，行動派有理論派所缺乏的實踐功夫。兩者結合，最好不過。
匯點的精神領袖：曾澍基
匯點的初始成員大部份來自港大。不過在《靚妹仔》的研討會上，在座其中一人是中大歷史系 1979 年畢業生。這個人久聞曾澍基的大名。席間聽曾澍基講話，只覺他果然博學多才，條理清晰。
這個人就是創辦曙光書店的馬國明。三十年後的今日，人們尊稱「馬老闆」的他依然說，至今沒有見過一個人的口才比曾澍基更了不起。
當時曾澍基 32 歲。暱稱「曾基」的他曾任港大學生會副會長，以社會派領袖的角色與國粹派對壘。直至離開匯點那一天之前，曾澍基一直擔任著匯點大腦、精神領袖的角色。如今已是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的匯點創會成員杜耀明，回首當日，依然視曾澍基為啟蒙老師。
曾澍基。圖：曾澍基 facebook
和而不同 百家爭鳴
也是因為有好像曾澍基那樣的人，許多學生才會受匯點這個組織，深深吸引。匯點成立時還在港大政治系就讀的葉健民[8]就說，曾澍基對他而言是一個模範。
「覺得作為一個讀書人，關心社會關心中國，不一定要參加選舉，也可以像曾澍基那樣發揮影響力。」葉健民道。匯點正式成立之後，他主動向匯點副會長楊森要求加入。那是後話。
曾澍基再加上黎則奮、畢浩明、呂大樂等知識分子，令當時的匯點產生一種以理服人，百家爭鳴的風氣。許多匯點人今日回首，都會不約而同懷念那段彼此熱衷知識交流，即使立場迥異也可做到和而不同的日子。
葉健民
三十年後葉健民說，匯點當年是一個「政治慢活」的年代。
「作為一個對政治有興趣的人，八十年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快樂的原因在於那是一種百花齊放、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年代，左中右觀點可以互相包容，…更鄙視原始的情緒發洩，人人都帶點天真自以為能為香港尋找出路。」
— 葉健民，《匯點：政治慢活年代》
（二）從《靚妹仔》到「民主回歸」
1982 年，中英聯合聲明談判第一階段開始，關於香港出路的討論開始白熱化。
關心社會的匯點人也自然而然地，把焦點從《靚妹仔》轉移到更嚴肅的香港前途問題上。當時黎則奮、王卓祺、曾澍基等人，亦開始在不同場合發表文章，探討 97 問題。
上述眾人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支持香港回歸，認同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其時在《信報》任職的張健波[9]，把這些文章輯成一書，交給馬國明的「曙光圖書公司」出版，是為《五星旗下的香港 — 香港前途問題探討》。
它的封面上，畫著一個染紅了的香港，上面還有一大四小五顆大星。
匯聚力量 支持回歸
要是這本書在今日出現，恐怕從作者到設計師到出版人都會被指媚共，引起一番狠批。事實上在 80 年代初，撐回歸的聲音也是極其敏感的。《五星旗下的香港》文章一出，即引起社會輿論強烈批判，《南華早報》更曾經形容這些回歸支持者是「紅衛兵」。
參加過《靚妹仔》研討會的匯點人們，見彼此站在同一陣線，又不約而同遭受圍攻，便有意繼續以「匯點」之名，再組織研討會，討論香港前途問題。
當時一份「匯點內部座談會通告」，紀錄了一眾匯點「聯絡處成員」的名字：
1982 年 8 月 1 日，在何文田社區組織協會[10]，匯點「97 方案」座談會正式舉行。會上，匯點人們商討了香港面對 1997 的各種可行出路。緊接著在同年 10 月 31 日，他們又舉辦了一個名為「香港未來構思」的大型論壇。當時在座者除了匯點人之外，還有仍未入局的劉迺強，和最終也沒有加入的司徒華。
至此，雖然名義上論壇是為「香港未來構思」，其實匯點人們已經找到了他們認為最理想的香港前途：民主回歸。
（三）何謂民主回歸？
1982 年末，匯點人們開始撰寫一份名為《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的計劃書，準備在翌年初的成立典禮上，向外發表。
這份建議書全文二千餘字，分為「基本信念」、「對現況的基本了解」和「具體建議」三部份，而「具體建議」又再細分成「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四個細項，詳述匯點對香港前途各方面的看法，是為史上首份完整描述「民主回歸」構思的文件。
建議書以「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份」起首，強調「民族主義是我們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我們考慮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發點」，唯亦指「民族主義並非唯一的原則」，「認同中華民族，不等於認同任何現存政權或政黨」。可圈可點的細節包括「立法局改為市議會，市議會的大多數議員由全港市民選舉產生…市議會主席由市議會自行選出，同時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當然代表」；「香港設立市長一職，由香港全民投票選舉產生，然後由中國政府認可」；「實現言論、通訊、新聞及出版自由」；「香港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但在內部行政上仍然保留獨立的法律體制」。
「新三民主義」與「港人民主港法治港」
民主回歸背後的理念，是新三民主義，即「民族」、「民主」與及「民生」。匯點是這樣理解這三個「民」字的：
「民族」：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在情在理的肯定我們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民主」：不是一夜間全部民主，而是「循序漸進，逐步開放」；
「民生」：經濟合理化，不是打倒資本家，而是「要求些會資源有較合理的分配，讓全港市民分享安定繁榮的成果」。[11]
或許這句話更能簡潔解釋民主回歸的理念：港人民主港法治港。這八個字源於鄧小平提出的「港人治港」概念。只是匯點嫌它不足，又在中間加插了「民主港法」四字。
匯點如此解釋此話含意：
「法律最後還是要人去運用，需要適當的政治體系相配合。法治要與民主相輔相成，不然的話，如果出現『京人港法治港』，也未必是我們想見的情況，更違反了『港人治港』的精神。我們認為『港人民主港法治港』，更能概括香港市民普遍的意願」。
—《中英談判與港人治港》，1983年7月3日
民主回歸論的不足與辯解
從今日回頭看，不僅是新一代，就算是在許多前匯點人眼中，「民主回歸」的構想確實是不夠完善的。比如，為甚麼市議會只有「大多數」議員由全民選舉產生？選舉，又怎樣選舉法？普選還是小圈子選？真普選還是假普選？誰有提名權？所謂「循序漸進」的民主，怎樣「漸進」法？底線在哪裡？如何防止中共操控選舉結果？
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當初這些問題沒有想清楚，導致了香港今日的困局。
面對批評，儘管許多前匯點人未必否認，不過他們還是有其自身說法 — 無論你稱之為苦衷，抑或藉口。
第一，民主回歸論之所以對中共不夠戒心，是因為當時香港知識分子對中共仍存有盼望。這既因為 1980 年，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開放局面，前途可期；亦因為當時資訊流通遠較今日不足，令港人對共產黨的鐵腕手段，未有透徹了解。
第二，民主回歸論之所以不夠進取、仔細，是因為當時香港民主進程仍處於初生嬰兒階段。事實上香港史上首次選舉，要等到 1982 年才出現 — 而這還不過是一場區議會選舉而已。這場選舉不僅制度簡陋，當選者其實也幾近沒有實權。
加上當時香港社會主流意識對民主訴求甚低，對許多匯點人來說，「民主回歸論」縱有不足，在此社會背景下已可說是思想上的飛躍。畢竟 80 年代的他們，難以預視中共會以小圈子方式幕後操縱選舉結果，甚至拋出「假普選」方案。
當時的匯點人，只一心懷抱理想，期望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實行民主自治 — 不僅如此，他們想的更是在香港得到民主後，進而為整個中國的民主化而努力。
這就是「民主回歸」的終極目標。事實上，曾澍基早在 1976 年已經說了：
「總括而言，香港人民有雙重的任務，不只針對香港問題，亦針對中國問題。但香港的發展要與中國的發展相配合；究竟中國的民主化運動是以甚麼方式進行？速度如何？對香港都有極大影響。…」
— 《香港往何處去》，曾澍基，1976
（四）要「民主」還是要「回歸」？
踏入 1983 年的第二天，一行二十三人聚首於社區組織協會，是為「匯點第一次周年大會」。
眾人在當天正式宣誓，成為匯點創會會員。
當此中國處於歷史轉捩點，香港處於歷史轉捩點之際，我願意加入「匯點」，犧牲我的部份時間、精力與金錢，與其他會員一起建設富強繁榮、自由、民主、法治、公義、和平的社會而努力。我願意遵守「匯點」會章。
— 《匯點會章》，1989 年 12 月修訂版
民主回歸 人言人殊
然而如果你在這些創會成員當中，問他們每一個人，為甚麼支持民主回歸？你會發現，他們的答案千差萬別。
杜耀明承認，匯點當年對「民主回歸」四個字的討論，並不足夠。
「有時一日問題未出現，你就不會（把議題）討論得夠充實，只會講空泛原則。」他說。
民主回歸，民主回歸。民主與回歸其實是兩個迥殊而無必然關係的概念。
在匯點，有人更強調民主，有人則側重回歸。但他們都是民主回歸的支持者。籠統而言，匯點人支持民主回歸的理由，可分為以下三類：
（A）反殖
首先要說明的是，「民主回歸」並不是80年代初香港社會的訴求。恰恰相反，絕大部份香港人，希望 1997 後，香港可以「維持現狀」。
1982 年社會組織「香港觀察社」發表的民調結果就指出，「維持現狀」是其時港人最願意接受的方案。87% 對「維持現狀」表示「非常好」、「幾好」或「普通」。
只有 12% 港人願意接受香港歸還中國。
當時不少團體都曾提出過反對回歸的方案，如鼓吹英國繼續租借香港的「續約論」，與及讓香港名義上成為中國一部份，但實際上仍交由英國管理的「主權換治權」等。
時任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一篇文章，很能反映這些觀點：
「我們享有高度自由，大概是所有非民主政制之冠…政治穩定、基本上尊重個人自由、完善的管理制度、政府和市民間的合作精神，以及洞悉國際形勢和本身的處境。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香港人致力生產，達到遠較鄰近國家為高的生活水準。…香港要繼續安定繁榮，唯一方法是保持過往所以致之的制度。…我們一向把握著繁榮安定的鎖匙，真正關心香港的人為何要更換繁榮安定之門的鎖匙呢？」
— 《保持現狀 繼續安定繁榮》，1983 年，《信報財經月刊》
正如黎則奮形容：「民主回歸其實是當時的少數派，就好像幾年前的本土港獨一樣。」
黎則奮
然而匯點一行知識分子所唱的論調，卻與民意背道而馳。
「他們說維持現狀，當然接受不到啦。」杜耀明說得有氣。「你參加得學運，做乜維持現狀？反殖架嘛大佬！」
杜耀明口中的「學運」，指的是中運（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釣運（保釣運動）、捉葛柏等等。那是香港學運史上的火紅年代。當中包含的，既是一代學生對自身華人身份的回溯，又是對殖民政府貪污與歧視的不滿。
黎則奮的話不難理解：「你想想，這個年代成長的（學運）青年，怎會願意被英國佬繼續統治？」
值得一提的是，「反殖」不一定等於「親中」。何芝君就強調，自己一心只希望反對殖民統治，對於中華民族主義，則觀念淡薄。
「在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具壓迫性的嘛。」她說。「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還要叫它留低！」
所以，她支持民主回歸。
（B）民主契機
儘管去年在英國公開的解密文件顯示，上世紀英政府確實曾有意在港推動民主，只是因為受中共阻撓而作罷，但在80年代，匯點人並未知悉這一點。
他們的看法是，殖民政府在港統治多年，而民主竟無寸進，將來也看不到民主化的可能。若要讓香港走上民主的道路，單純向英政府爭取不是辦法。唯一的可能是運用一個獨一無二的歷史契機 — 1997。
杜耀明是匯點人中，特別強調民主契機論的一員。對他來說，匯點一直是一個「民主 project」。
杜耀明
「政權的改變才可以推動香港走向民主。」他解釋說，民主契機論源於中英雙方在香港交接時必然產生的矛盾：英國為了在香港光榮撤退，必定會力求取得香港民意支持；想得到民意支持，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香港民主化。與此同時，中國要贏人心，必定要安撫港人與投資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諾「港人治港」。如此一交一接，香港就可以在空隙裡頭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
「這是一個動態的博奕遊戲。」而對杜耀明來說，匯點則是試圖在這個遊戲中撈「民主油水」的中間人。
講民族情懷，杜耀明自言很弱。
「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同時存在民主。」他把話說得清楚。「因為民族屬於所有人，而不是單一政權的，否則那就是一個由少數人操控的民族，就是民族不能自主。民族要能夠自主，一定建基於每一個人都有平等參與的權利。」
「直覺上好像是 side with 中國好過 side with 英國，但其實對我來說都是 indifferent，誰能把香港導向民主進程，我就靠那邊站。」
三十多年的歷史，的確證明，民主契機論某程度上是對的 — 自80年代起代議政制改革，到後來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某種意義上都與香港回歸不無關係。
只是去年北京推出 8.31 方案，又證明某程度上，民主契機論是錯的。
「歷史現實跟我們主觀想像是兩回事。」如今回望，杜耀明如是道。
（C）民族主義
在今日，對中國仍抱有民族情懷的香港人，會被負面地貼上「大中華膠」的標籤。一來從文革到六四到今日，中共政權已有太多事例，讓香港人對它的誠信跌至冰點；二來中國經濟起飛後，大陸人諸多不文明舉措令許多港人恥於與「中國人」為伍；三來，時移世易，種種原因下這一代的香港已建立了屬於他們的本土意識。
然而回到六四未發生、經濟未起飛、本土意識未萌芽的80年代，對當時許多香港知識分子來說，中國確實是一個值得愛護和信任的國家。黎則奮坦言，民族主義是當時匯點的主流意識。
曾澍基這段文字，很能反映匯點人對中國的信心與感情：
「…中國由一個貧窮落後的破爛攤子，發展至現今初步昌盛繁榮的社會主義社會，其間實在經歷了不少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主席的一句『六億神州盡舜堯』便充份地顯示了這種（社會主義的）氣慨！只有在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主義社會裡，人人皆為舜堯的理想，才可以實現！而中國人民所已經表現的奮鬥精神和堅強意志，正好替這個理想打下了一定的主觀基礎。…」
《六億神州盡舜堯》，1974
又如劉迺強，單憑他在信報的專欄名稱，已可見其民族情懷：《胸懷祖國 放眼世界》。早在 1980 年，他已在這個欄目中提倡「中國香港化，香港中國化」，稱這就「好比一雙青年男女，要互相取悅遷就對方，才會有幸福的婚姻」。
自言抱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還有李華明[12]。回憶多年前在加拿大求學的日子，他依然記得有日，一個鬼佬見他黃種人臉孔，向他講普通話。李華明對他說，我不懂說普通話，但通英語。
鬼佬道：「你是中國人也不懂講普通話？」
正是這一句話，讓李華明意識到自己的身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
1978 年，李華明自加拿大返港，1984年在楊森引薦下加入匯點。他直言，這個組織之所以吸引他，某程度上正是因為匯點透露的民族氣息。
李華明
港獨？
今日的港人讀在這裡，或會提出一個問題：既然有回歸「契機」，何以不推動港獨？
回想當年在匯點的日子，葉健民坦言這個組織從來沒有質疑過應否回歸的問題。「即使有匯點人不認同國民身份，或者可能對共產黨有各種各樣的批判，但我從未來他們口中聽過『我們應否獨立』的問題。」
為何會這樣呢？
與匯點並無關係的香港文化學者羅永生，或許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比較客觀的答案：
事實上，追求香港獨立的聲音，既沒有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出現，在邁向 1997 的「過渡期」以至「回歸」後的頭幾年，「港獨論」也都沒有成為氣候。原因除了當時普遍香港人並不視中國人身分是互相矛盾，並且有頗強的中國民族意識之外，也因為香港媒體慣性地都有自我審查違反大一統主張的習慣。例如報章普遍都視台獨、疆獨、及藏獨為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香港獨立的主張更被視為奇談怪論。…
—《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
除此以外，問到許多匯點人如黎則奮、盧子健為何非要回歸不可，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回答說：「政治現實」。之所以不搞港獨，對匯點來說是因為，「根本行不通」。當時由黎則奮主理的《信報》專欄「論盡太平山」中，就有一篇由吳默然撰寫的文章，如此解釋「行不通」的理由：
香港人可沒有甚麼足夠的動力去進行這樣的鬥爭。世界上只有三種因素會促成這種長期流血的運動，是民族主義、宗教思想和階級仇恨，在香港，這三種因素都缺乏，所以，香港人不會這樣去爭取「自決」。既缺乏足夠動力和政治上的理由，進一步的爭取「獨立」，就更難出現了。
—《「自決」夢話》，1982 年 7 月《信報》
「當時不是問你回不回歸，由頭到尾講的是『怎樣回』的問題。」葉健民如是道。於是，「怎樣回」這個問題，終於還是把匯點帶回到這四個字上：民主回歸。
（四）小結：成立典禮和匯點的「親中形象」
1983 年 1 月 10 日≪大公報≫
好歹民主回歸的方向訂下了，但怎樣走下去，怎樣不會走歪，又是另一問題。
1983 年 1 月 9 日，天氣微寒，間中下小雨。下午，一行創會成員在灣仔溫莎公爵大廈磨拳擦掌。嘉賓抵達，記者到齊，主席劉迺強開始發言。介紹過「匯點」的組織架構及成立背景後，他把咪高峰交給副主席楊森，宣讀《匯點：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
讀畢，研討會隨即舉行。背景寫著「匯點：香港前途建議」的論壇上，除劉迺強和楊森外，還有匯點邀來的四名外界政經人士，包括鄭宇碩[13]、江大惠[14]、劉佩瓊[15]與及何俊仁[16]。
其時正在成立典禮上採訪的其中一名記者，來自《大公報》。翌日，《大公報》以差不多共大半版篇幅報道此事。
「（匯點提出建議）這是值得鼓勵的。只要大原則一致，甚麼意見都可以談。大原則是同意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中國將於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整個地區……」
「編者的話」，《大公報》，1983 年 1 月 10 日
這份親中報紙，幾乎把整份《匯點：對香港前途的建議》作全文刊登，除了這一段 —「認同中華民族，不等於認同任何現存政權或政黨。歷史是發展的，沒有任何一個違反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權可以永遠不變革而存在。」
成立典禮舉行三周後，匯點一共二十二名成員召開了正式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有會員提到，「香港前途研討會」反應比預期熱烈，但「略有親中形象」，「認為應將匯點形象中性化」。
看到這「親中形象」的，當然不只匯點中人，還有中共政府。三個月後，一個叫做許家屯的人從北京被委派到香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察覺到這個組織的存在，他將會在匯點成立一周年的慶典上前往親自恭賀。與此同時，匯點與新華社的交流也日益頻繁，一些成員開始成為新華社的常客，當中幾乎每周都會進出這個中共駐港機構的，是劉迺強。
誰是劉迺強？關於他，許多匯點人自言打從一開始已不太熟悉。而更少人知道的是，他為甚麼會走入匯點，成為創會會長……
許家屯出席匯點成立周年典禮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
[1] 黎則奮，現職時事評論員，網台 D100 主持
[2] 呂大樂，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3] 王卓祺，現任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4] 曾澍基，去世前為浸會大學經濟系退休教授
[5] 當年《靚妹仔》叫好叫座，在第二屆電影金像獎中獲七項提名，上映三星期票房 1033 萬港元，其時一張戲票價錢僅約 10 元而已。
[6] 天主教大專聯會會所，位於界限街134號明愛中心6樓
[7] 曾樹明為曾澍基之弟
[8]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9] 張健波，前《明報》總編輯，現為《明報》編務總監
[10] 其時社區組織協會會址位於何文田公主道54號
[11] 撮自《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匯點」文件集》導言，劉迺強，1984
[12] 李華明，現職公關，民主黨成員。
[13] 鄭宇碩，時任中大講師，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14] 江大惠，時任中大崇基神學院講師，現居多倫多
[15] 劉佩瓊，時任理工經濟系講師，現已退休
[16] 何俊仁，時任執業律師，現為立法會議員
【匯點：原罪背後 4】是誰令濁流滔天
2015/5/27 —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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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5 月，匯點六子帶著自己草擬的基本法大綱訪問北京，跟中方官員交流，期間六人遊覽萬里長城，並合照留念。（由左至右：劉迺強、陳文鴻、杜耀明、曾澍基、王卓祺、張玉堂）
「入山河水清，出山河水濁呀！」
時至今日，一位匯點人仍然清楚記得，三十年前劉迺強1對他說過的這番話。
意思再明顯不過：當初大家參政的時候，或許是清流一道、赤子之心，但經歷人情世故以後，河水清澈不再，甚至竄入群山之中，同流合污，最終變作濁流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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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點：原罪背後 1】前言 — 一場民主運動的誕生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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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坦率預告也好，是 Freudian slip 也好，劉迺強當年的這句話，後來確實成了真。起碼，三十年後的今天，在不少人心目中，匯點是濁流，更是導致今天香港身陷險境的一道，赤紅色濁流。
對於這股濁流，許多人咬牙切齒。至於恨意，部分當然源於匯點當年大力提倡的「民主回歸」，事後被指摘為一場長達三十年的大騙局；但更大部分的恨，原是出自一個比起「愚昧提出民主回歸」嚴重得多的指控：中共統戰2。
也就是說，匯點的河水之所以混濁，全因中共在幕後整色整水。
這指控，基本上來自四方八面：
「你可以看到（匯點）是新華社影響下所成立的政治團體。你看看現在的劉迺強是甚麼態度，便清楚了！」（司徒華3）
「（民主回歸）應該是有點蘊釀，有一些學生以外的人，可以有效的帶出這些想法的人（影響了我們）。那麼他們的想法從哪裡來？其實是有協調的，我覺得這是中共統戰的其中一個方式。」（羅永生4）
「當年的『民主回歸』派，早已覺悟『民主回歸』由始至終只是中共統戰的手段。事到如今，人大常委會即將頒下政改決定前夕，中共牌已攤。回看歷史，就算不讀1944年的《新華日報》，過去三十年已足夠讓香港人明白，背信棄義，就是中共本質。」（陳沛敏）
「是他們接受中共的統戰，籠裡雞作反，反過來壓制支持維持現狀的主流民意。這班民主回歸派與中共裡應外合，成功塑造了香港人希望回歸祖國的假民意。」（盧斯達@無待堂5）
若翻開匯點的會員名單，這指控其實一點也不難理解。芸芸人名之中 — 劉迺強、高達斌、王卓祺、陳文鴻、馮煒光、張炳良 — 都是今天的官場中人、建制分子，就連近日大力提倡「袋住先」的狄志遠、黃成智，也赫然在列。
用常理推敲，作為「孕育」出眾多建制人士的組織，「匯點是新華社影響下所成立的政治團體」這句話，似乎並不出奇。
再加上，匯點創會會長乃如今左得不能再左的劉迺強，更加難免令人懷疑：匯點跟中共究竟有否不可告人的關係？這個成立於中英談判期間的論政團體，由醖釀到成立，再到大力提倡「民主回歸」，會不會只是中共在背後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陰謀？
換言之，究竟還有沒有「入山河水清」這回事？
這一切，也許還得由劉迺強成為匯點創會會長的源頭，開始說起。
（左至右）劉迺強、楊森、黎則奮，於匯點成立一周年典禮上發言。（無綫《新聞透視》畫面）
一、「入山河水清」
過去一年，特別是 831 人大落閘後，社會各界對「民主回歸派」，尤其是匯點，質疑以至謾罵，一直不絕於耳。年輕一輩對於這個消失多年的政治團體雖然認識不深，但一翻開它的資料，看到其創會會長一欄，寫著「劉迺強」的大名，自然就心中有數 — 由建制派護法擔任創會會長的政治組織，怎可能跟中共無關？
不少人由此認定，匯點由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中共計劃的一部分；而劉迺強，作為共產黨的代理人，理所當然地坐上創會會長一職。這指控聽起來，多麼擲地有聲。
甚至無從推翻。
然而如果整理匯點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劉迺強雖然擔任創會會長，但匯點的早期蘊釀，以至最後決定成立為正式組織，基本上都跟他無太大的關係。
他的加入不是精心部署，而是一場意外。
* * *
時間回到 1982 年某天，當時幾個出身於港大的「社會派」知識青年，如曾澍基、黎則奮、呂大樂等，正在六國酒店的餐廳聚頭，討論讓匯點由吹水平台，變成正規組織的事。
在香港前途問題漸受關注的時刻，他們認定成立論政團體以推動「民主回歸」，乃當務之急。不過談了一會，他們就發現一個大問題：這個名為「匯點」的組織，該由誰當會長好呢？這班「社會派」當中，黎則奮6頭腦好，主意多，但難持之以恆；王卓祺7口才平平，說話容易得罪人；曾澍基8理論清晰，不過只講不做，有意念無跟進；呂大樂9年青有為，但就是太年青了，當年還在港大讀碩士。
眾人於是把目光移向當時不在飯局的劉迺強身上。其時他是一名商人，家住港島山道，經營一家叫做 Zentech Toys Ltd. 的公司。今日不少人見劉迺強如此愛國，多會推斷他是國粹派陣營。然而事實是在他的求學時期，所謂國粹派與社會派的標籤，根本尚未出現。及至七十年代，他交朋結伴的人，則是以社會派為主。
這班匯點人跟劉迺強不算太熟稔，但至少他們肯定，劉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1973年7月，《信報》創刊，劉迺強隨即成為作者一員，從商場寫到政界，從營商之道寫到香港回歸。他雖然並無參與匯點有關「靚妹仔」的論壇10，但一直以來他在信報以「艾凡」為筆名的文章，卻跟匯點人有關民主回歸的信念，遙相呼應。
其中一個最熟悉「艾凡」文字的，當數黎則奮。
民主回歸論其實是政治辯論的產品。當時主流傳媒輿論和社會主導意識形態…都是一面倒支持形形種種的維持現狀論，只有我們獨排眾議，主張民主回歸，與他們激辯。主要的戰場為信報，當時我在信報出任月刊主編一職，兼在報紙組織兩個專欄，分別為「論盡太平山」和「文化失言」，前者就是民主回歸論者的大本營，主將有吳仲賢、周魯逸和我（有關文章收錄在我第一本書「反調」），劉迺強（艾凡）則在自己的信報專欄助陣，曾澍基和陳文鴻的文章則主要在「廣角鏡」發表。
— 黎則奮《誰是民主回歸派》，2014 年 9 月
同是支持「民主回歸」的少數派，自然惺惺相惜。
「他有過擁躉的，也曾經很風光，收到很多讀者來函。」畢浩明如今憶述道。「真又好假又好，我們那時候也曾為他鼓掌的。」
因此，他們決定去敲劉迺強的門，而劉迺強也一口答應，並成為匯點創會會長。其後，即使他做滿兩個兩年任期，把會長席位交給楊森11，他依然是向政府註冊的「匯點有限公司」股東，與王卓祺二人各持一半股份；並與後者及曾澍基、楊森同任公司董事，繼續在匯點發揮影響力，直至九十年代初退會。
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倒果為因，將劉迺強的創會會長身分，跟匯點最初的成立動機，勾上等號。
因為劉迺強是創會會長，卻不是成立匯點的始作俑者；他任內的匯點，確實大力推動「民主回歸」，但劉迺強絕不是這套主張的唯一推手 — 早在 1975 年，曾澍基已經寫文章，提出「民主回歸」。到了爭辯連場的八十年代初，劉迺強極其量只是提出這套主張的其中一員。
甚至乎我們可以推斷，沒有他加入，匯點依然會提倡「民主回歸」。
因此，將匯點的蘊釀與成立，視為中共自編自導（並派出劉迺強自演）的陰謀，這套說法未必站得住腳。而說匯點「入山河水清」，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當然這絕不代表，劉迺強加入匯點時，沒有任何政治意圖；更絕不代表他擔任匯點會長期間，沒有被中共統戰。
清澈的河水，流入「中共」這座大山之後，可能就不再是原來的模樣。
二、「原來匯點都有利用價值」
到了 1984 年 1 月 15 日，大山露面了。
當日是匯點舉行成立一周年典禮的大日子。會場的佈置頗為簡單，出席典禮的來賓人數也不算多，在一百人以內，而且大多是預期之內的各方友好，例如當年已頗有名氣的司徒華，就坐在第一排的位置。
直至後來一位來賓姍姍來遲，引起哄動。典禮正式開始後，這位來賓也坐在第一排，一邊翻閱淺綠色場刊，一邊聽著匯點當時的副會長楊森發言。
他是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12。
「突然間見到他來，大家當堂打咗個突。事前大部分人都不知他會來，起碼我一定不知。」當日在現場打點的何芝君13，仍記得那刻震撼。「點解他會來的？有些人是興奮的，因為都是一種 recognition。」
一個剛成立一年，會員人數只有數十的青年論政團體，竟然可以吸引到中共駐港首席代表親自光臨，當然令人驚訝。但想深一層，又像情理之中：「好直覺地覺得他出席是一個 implication，因為有人附和回歸，所以他咪好雀躍囉，咁梗係要來表示他的雀躍啦！」何芝君分析。
離開時，許家屯被現場記者追問出席原因。他的答案，多少證實了何芝君所言正確無誤：「擁護香港祖國統一，贊成繁榮與穩定，我都贊成。」毫無疑問，這是對於某種政治取態的一次 endorsement。
又或是悉心部署，準備跟年青才俊打好關係的手段。
「當然不會咁簡單啦，他嚟得，梗係想統戰我們啦！」她笑言。「原來我們都有利用價值呀？哈哈哈！」
「利用價值」這四個大字，恰是最耐人尋味的地方 — 就算匯點的「民主回歸」主張怎樣合中共心意，也不代表要許家屯親自出馬，到訪這個新晉組織的小型聚會。就算要拉關係、做統戰，新華社的主要對象照道理也是上流社會的大資本家，而不是這班三十歲出頭，社會地位不高，對大眾影響有限（只有區區幾個專欄）的知識分子吧？
在不少匯點成員進佔社會重要位置的今天，一切或已變得理所當然。但是在 1984 年，以下問題卻頗為實在：作為新成立的論政團體，匯點究竟有什麼統戰的價值？換個角度說，中共究竟有什麼動機去統戰這班年青的知識分子？
這道問題更值得我們深思：因為如果找不著動機，旨在探討匯點跟中共統戰之間關係的這篇文章，也許再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
許家屯。（無綫《新聞透視》畫面）
要解答這道難題，可以將時間推前半年，將視線由匯點周年典禮現場轉到紅磡火車站。
1983 年 6 月 30 日，有一列來自廣州的火車，緩緩駛入紅磡火車站。步下列車的，正是接替王匡14，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步出禁區時，大批記者一擁而上，邊追邊問：「你為何來港？」許家屯有點驚訝，匆忙之間只拋下一句實話：「我是為祖國統一而來的。」
用共產黨的語言，就是在香港進行「統戰」。這，就是許家屯來港的最重要任務。
統戰是共產黨玩了幾十年的拿手好戲，對此許家屯自然頗有心得。步下火車前，他根據以往新華社官員的經驗，認定這次在港主要的統戰對象，只有兩大個：大資本家、基層工人。在他心目中，要統戰這兩個階層，理應不難：工人階級可以靠工聯會籠絡；資本家也容易，畢竟在他看來，商人多是唯利是圖之輩。
而及後的發展亦證明如是 — 香港回歸前後，商家們就像換了老闆但依然（對老闆背後的利益）忠心耿耿的員工。
然而，在香港生活一段時間後，許家屯卻發現，香港的社會現實跟他最初構想的有點分別。這個地方原來不止有資本家和工人兩個階層，兩者之間還有中共較少經驗處理但香港為數不少的 — 中產階級。
基於種種原因，中共相信這班中產會成為統戰的絆腳大石。，就如許家屯於回憶錄中對他們的分析：
中間階層的普遍個性，是企求向上爬，思想傾向滿足於沿現社會階梯發展。也有不滿足的人，他們正在日見增加，要求有一個較平等發展的民主環境…中間階層也普遍存有懼共、拒共的情緒，這正成為英國爭取他們較易，中國爭取他們較難的所在。因為他們多數受西方教育，受益於港英經濟發展；加之新中國建國以來，運動頻仍，受害者對他們產生影響。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正因如此，1983 年 11 月，即是許家屯上任才四個月後，他就在深圳工委擴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指出，中產階級是統戰工作主要爭取的對象。而為使他們擁護中共，許家屯嘗試採取兩種手段，一是改進港共的左傾政策，二是加強與民間社團的交往。
匯點，正是這樣的民間社團。
在成立初期，它的成員人數雖然不多，卻都是學者、老師、社工等分屬中產的知識分子，自然符合當時許家屯定下的統戰策略。
因此，這位新華社社長最終決定出席匯點的一周年典禮，似乎絕非偶然。
多年後，許家屯撰寫回憶錄，用了一小段落的文字來回顧這一場面。
壓力團體「匯點」成立一周年紀念會，邀我參加，我欣然赴會。會場佈置簡單，人數似不滿百，我隨便坐在一張排椅上，聽該會副會長楊森致辭。他在致辭中批評了中國。有位政協委員也應邀與會，見到此情景，在會後好意地和我打招呼說：「你怎麼也參加這種會？以後不要再來了。」他的善意我領情，含笑點頭致謝。香港記者沒料到我會出席這種的會，只來了二、三名記者，追上來採訪，問道：「你為何來參加？」我答：「他們請我來，我就來了。」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略略回答記者提問後，許家屯離開了會場，下了樓，截了的士，準備離去。臨走前，他跟一位陪著他下樓的匯點代表握手道別，然後才上車。
這個匯點代表當時三十八歲，典禮當日穿著整齊西裝，跟許家屯這個難得的大人物握手一刻，他的笑容出奇燦爛。
沒人能夠確定他當刻心情，但後來大家知道的是，在往後的幾年，甚至二、三十年，這個匯點代表跟新華社（及後來中聯辦），甚至是北京的官員，接觸愈來愈頻繁。初是握手、吃飯聊天，後在新華社密密見面、傾談。
四年後，他受中方委任，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還在人民大會堂的講台上，宣讀這一句話：「讓香港人管理香港事務，香港人怎樣也不會作出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情的。」
此人，正是劉迺強。
笑容滿臉的劉迺強護送許家屯上車。（無綫《新聞透視》片段畫面）
三、「我完全知道『表叔』點諗」
「問題是什麼叫統戰呢？我們都可以統戰他們架嘛！」
去年年中，劉迺強接受無綫《新聞透視》邀請，談起三十年前許家屯來訪匯點周年典禮一事。被記者問到許當時是否有意統戰匯點以至他本人，劉迺強如常用精妙的語言藝術，把問題推得一乾二淨。
對於被統戰的指控，他向來不置可否。然而，跟劉迺強共事過的匯點人當中，有不少都認定這個創會會長早已被中共成功籠絡了。
劉迺強多少（或大小）也算是一個公眾人物，作為不由香港人民推選、因匯點創會會長身分而備受中共垂青、予以籠絡、賞以名位的政協委員，我相信我老馮（按：即黎則奮）絕對有權公開批評他。批評他的目的，就是把他作為一個例案，向或多或少走上相同道路的同代知識分子予以當頭棒喝，盼他們臨崖勒馬，回頭是岸，不要再執迷不悟，助紂為虐下去，誤己誤人，以致誤國誤民。
— 馮仁釗（黎則奮筆名）《忍看舊朋成新鬼》，1996年
黎則奮二十年前已經對劉迺強的政治取態，作出不留餘地的批評。
現在回想，他仍然肯定劉迺強是被中共統戰了，「第一他去做了政協，然後又（跟工聯會合作）搞咩社團優惠店15，根本就是收受利益啦！」他指摘這位創會會長利用了匯點作政治力量，換取了個人利益。
而在實際的利益以外，不少匯點人當年已發現劉迺強跟中方官員過從甚密。
畢浩明16就有此觀察：「到他做第二屆主席的時候，我已經很確定他和當時跑馬地的李偉庭17經常有偈傾。」李偉庭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助理，其領導就是中共黨員毛鈞年18。「我們那時候不覺得有什麼，但你可以說劉迺強越來越走向那一邊。」
杜耀明19則記得，當時新華社經常透過劉迺強接觸匯點，「睇下有咩想你同他（新華社）做，研究吓咁。」他說，當時新華社的幾個副社長都比較開明，似乎真心想研究香港的情況，所以對於這種接觸，他最初不以為意。
只是後來劉迺強跟這班官員混得愈來愈熟，杜耀明開始感覺不對勁。「個 information asymmetry 愈來愈大呀。」一位匯點成員甚至記得，劉迺強當年曾經沾沾自喜地跟他說，「我完全知道那些『表叔』點諗，估到什麼合他們口味。」
經過長期頻繁而秘密地跟中方官員藕斷絲連後，劉迺強漸漸跟中共站在同一陣線。
之後成為政協，以至今天化身建制派護法，也就順理成章了。
「我們不能夠忽視對方做統戰（的能力）。」何芝君如是說。「有時可能因為利益，畀生意你做，又或幫你發展自己的事業，畀一個好好的位置你去發揮。」黎則奮也同意這是中共長期部署，「關鍵時刻就出來做嘢，（出於）利益多過意識形態。」
「有人愈陷愈深囉。」杜耀明則慨嘆，「因為恐懼被巴士剷過，就跳上了巴士囉。」
劉迺強在人民大會堂出席政協會議。（無綫《新聞透視》畫面）
在黃成智提出「袋住先」而被民主黨凍結黨籍的今天，我們也許會摸不著頭腦：既然匯點中人對劉迺強老早生疑，大家何不聯手將他踢出組織？
有人後悔當年太天真。「中共統戰用不少錢，他（劉迺強）就拿了利益。」黎則奮回想。「但我們當時太幼稚，無從這個角度考慮，沒理會他做乜，當時是和理非非，覺得唔關我事，我無參與就得。」
更不介意笑自己當年太天真的匯點成員，是葉健民20。
他回憶，當年劉迺強被委任為政協，自己跟同輩其實有點興奮，「只是知道在中國一個好似有點權力的機構，他應該有能力做到一些東西。」譬如是綜合香港的聲音，在中國的體制裡發揮影響力。「我們當年甚至在講，如果這個人做到政協，我們會睇到幾多級的文件呢？」他直認當時的想法出於理想主義，「又或對中國的自我完善能力有幻想。」
於是年少無知的他，甚至自動請纓，跟幾個同樣熱血的年輕人，一同到劉迺強的政協辦事處做義工。
我輩年少無知，更是奮不顧身，全情投入，不收分文擔任了劉的政協辦事處的義工，負責首個全國政協在港設立的接見市民計劃。這個計劃推行了一年左右，接見了一些市民，也有將有關個案申訴向國內部門轉達。後來，《人民人報》也就此以大約一寸乘兩寸的篇幅作了一篇的專題報道。劉迺強自然老懷安慰，我等小輩也覺得與有榮焉。
— 葉健民《匯點：政治慢活年代》
「但好快在那段新聞之後，他可能覺得達到了目的，就無再叫你去做，應該是收了檔。」
故事還未完結。後來有天葉健民偶然翻揭劉迺強著作《小商人三十六計》，裡面提到商人其一成功法門便是剝削有熱誠的年青人，用「理想」打動他們為自己賣力，如此就算不用任何酬勞，他們也心甘命抵。
「劉迺強係咁架啦……」他苦笑。
笑的，是自己當時太天真。
葉健民。
不過在匯點裡面，像葉健民般單純的年輕人，只屬少數。其他人對劉迺強湊近中共，以至出任政協的舉動，並無異議，可能因為在他們心目中，這根本不是什麼重要的事。
「當時大家心諗，你（劉迺強）做咁多，先至得個政協，真陰功。」一名匯點成員如是憶述。「那個年代未流行拿（證據）出來質疑他，一路都相信個會有好多不同的人。」
正如當初邀請劉迺強加入並擔任創會會長的時候，呂大樂等人所想一樣：若找來劉迺強能讓結社成事，就不用計較太多；就算跟劉意見不合，也無妨 — 到時爭辯個你死我活就是。會長又如何？
這套說法不是沒有道理。匯點是一個最初二十多人、高峰時期有五百會員的組織，一名成員的政見 — 就算他掛著「創會會長」的名銜 — 照道理也無法影響整個大局。
打個比喻說，就算劉迺強是一滴根正苗紅的污水，那又如何？這滴水落入河中，似乎也難以染紅整道河川。
因此，如果我們要理解匯點是否有被中共統戰，焦點也不該只放在劉迺強一人身上。要放在顯微鏡下審視的，應是整個匯點。
譬如說，究竟中共有沒有派人滲透，又或統戰劉迺強以外的匯點成員？
匯點作為新興政黨，跟中共（及其代理人）的關係，又是如何？
何芝君
四、「因為我是匯點，所以新華社尊重」
「你知啦，我們是做社運的人。社運人心地良善，很少會隨便懷疑別人。我不是說有人是這樣（滲透進來），不過我們就是完全無防避囉。」何芝君說。
匯點從來都處於一個龍蛇混雜的狀態。就如何芝君描述，由成立開始，他們就一直大開中門，歡迎各路人士 — 只要你同意會章，並宣誓遵守，便可加入成為會員。因此不難想像，芸芸會員當中，會有不少昔日的國粹派，甚至左派人士。
「當時對有些人左派連繫比較強，我們沒甚特別戒心。」葉健民形容，匯點作為組織，經常處於一個神神秘秘的狀態。「有些人，譬如張炳良21，名都唔講真（只自稱「張良」），卡片又唔畀（因張當時是公務員），總之就唔話得比你知啦！」至於左派人士，有的反而打正招牌，「例如葉國謙都是匯點成員，在中西區我們跟他合作無間，因為在選舉的時候，他的學生是我們主要的助選團。」葉健民如是回憶。「還有好多人在銀都機構做事，有些人在是左派書局、出版機構的行政人員。」
但這些愛國分子、左派人士縱有現身，卻大多不是匯點核心決策成員，對組織的發展路向，影響有限。若由此推論匯點被染紅、甚至被操控，似乎過於武斷。
事實上，受訪的匯點人大多也不同意這套統戰陰謀論。
「從來未統戰過我，未搵過我做港事顧問，可能覺得好難統戰啦！」今天仍然火氣十足的黎則奮，說來斬釘截鐵。「可能我的性格不合中國文化啦，他們會客氣，我都唔客氣，不對就直斥其非架喇！」
同樣被匯點人視為「激進派」的何芝君同樣否認，「新華社無接觸過我，或者睇我唔上眼啦！」
但他們並不否認的是，當年新華社跟匯點關係不錯，經常嘗試跟他們「溝通」。馬國明22記得，新華社不止一次請匯點人共晉晚餐，「直頭在新華社裡面食。」杜耀明說這些飯局，連許家屯也在席上，「每年一次食飯嘛，許家屯親身出馬。」對方更明顯做足事前準備。「好得人驚，他查清楚哂你底細，乜鬼都睇哂你，有哂你檔案。」
當然，今天我們很難知道這些「促進溝通」的飯局，究竟有否令匯點人「華麗轉身」，支持中共。但當年匯點大多數對新華社（以至中共）的態度，卻是昭然若揭 — 不至（如劉迺強般）歡迎，但起碼不算抗拒。
何芝君也同意。她說創會頭兩年，未曾聽見有成員對跟新華社溝通有所反感。「這不是我 concern 的東西。」匯點當中數一數二反叛的黎則奮，當年也到過位於跑馬地的新華社，進行正式訪問，一次咁多。
連會內的「激進派」也如是，其他成員對跟中共溝通的態度，就不難理解。
今天回首，談到當年能夠跟中共溝通，又或被統戰，有受訪者甚至有幾分認同。
李華明
「我們開波時（跟中共）有好多溝通，相當多聚會，食飯討論，去內地交流都有。」這人是李華明23。「我覺得因為我是匯點，所以政府同當年新華社多了兩分尊重。」基於「尊重」，中共積極統戰。「因為我們匯點被視為愛國新興民主力量，不是傳統左派，不是共產黨培育，不是工聯會，我們是知識分子。」
他又回想起 1986 年一次北上經歷，「當時新華社安排我們上北京交流，見港澳辦副主任魯平24，都是因為我係匯點啫！」
李華明的意見，多少能夠總結匯點主流成員於八十年代對中共的想法 — 面對北京以至許家屯等官員意圖明顯的統戰策略，他們沒有全盤接受，但態度上明顯也不怎抗拒；他們不介意跟對方交流，甚至嘗試玩起與虎謀皮的遊戲，全因他們單純相信，這些「溝通」將有助匯點為香港社會爭取更多。
當然這可能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廂情願。到了今天，許多人更加認定，這一切只是中共悉心部署的一場遊戲。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匯點中人曾經為這個遊戲，落足心機。
尤其在風起雲湧的 1984 年。
五、「魯平揸住我們本基本法，揈下揈下」
1984 年 5 月，劉迺強、曾澍基、陳文鴻25、王卓祺、張玉堂26和杜耀明，一行六位匯點核心成員在萬里長城合照。
當日陽光很猛烈，大家臉上的笑容，也很燦爛。
但這可不是他們此行目的。一行六人這次訪京，為的是以「匯點基本法工作小組」名義，跟中方要員，例如國務院港澳辦秘書長魯平，進行交流。討論的主題，是「匯點基本法工作小組」精心草擬的基本法大綱。
之所以草擬基本法，全因 1984 年的這個時候，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已經逐漸明朗化。匯點六子上京前兩個星期的 4 月 20 日，英國外相賀維在港督尤德的陪同下，在香港立法局舉行記者招待會，並代表英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香港回歸中國，即將成為事實。
事實歸事實，但回歸之前，香港還要處理一個問題：
唯一合理而又可行的出路，是在中國收回主權之後根據中國憲法有關條款在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實現港人治港。港人治港的原則和政策，需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公之於眾……這個「法律」，就是香港的「基本法」。
— 《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 — 匯點文件集》，1984 年
因此早在 1984 年初，匯點便成立了基本法工作小組，由幾個法律系畢業生，如張玉堂、陳文敏、陳弘毅，一同草擬一份他們心目中的基本法大綱。到了 5 月，匯點六子就帶這份基本法草案放進行李篋，帶上北京，向不同界別的中方人士講解，同時聆聽對方的意見，特別是對「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及「香港民主改革」等範疇的看法。
這解釋了當日在萬里長城，匯點六子笑容為何如此燦爛 — 這班三十出頭，沒太多社會地位的香港年輕人，竟然可以帶著自己草擬的基本法，獲得魯平等人接見。那一刻就算不是意氣風發，也該對未來充滿信心。
笑容滿臉的他們當時堅信，是次北上與中方「溝通」會是大好機會，用自己的微小力量影響中國，從而左右香港的未來。就正如他們在那份草案的附註所寫：
「這部草案，是匯點心目中的『基本法大綱』的初稿。我們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起大家的討論，共同參與基本法的制定，為香港美好的將來盡一點力量！
— 收錄於《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匯點文件集》，1984 年
當時，他們認為香港的將來，應該是美好的。
可是經過七天的訪京之旅後，杜耀明開始改變了想法。
「他當你是上賓是因為歷史有功，但他不會聽你意見，好像銅牆鐵壁一樣。」當年正職是《信報》記者的他，全程負責替匯點記錄討論內容。因此對於中方的態度，他自問一清二楚。
他認為，魯平等人即使接見匯點這班人，其實也不代表什麼。「其實北京邊會尊重你呀！多餘啦，魯平揸住我們本草擬基本法揈（音：fing）下揈下，態度好差架。」他心裡有氣。「根本睇你唔起，但 entertain 你，因為你叫做第一批人支持回歸。」也就僅此而已。
杜耀明因而發現，許多事情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在中共眼裡，匯點六子只是一班少不更事的後生仔。所謂的溝通、交流，不過是門面功夫。
但匯點裡像杜耀明那樣先知先覺的人，只是少數。其他人，例如後來也有參與訪京交流的李華明，依然對與中共溝通，頗有憧憬。
也難怪，當時只是 1984 年，一切就如同萬里長城匯點六子的笑容一樣，剛剛展開。匯點的河水，是清也好，是濁也好，起碼尚未因大山而出現太大分歧。
分流，是五年後的事。
資料圖片：《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現場（圖片來源：Wikipedia）
六、由一個轉捩點，到另一個轉捩點
匯點六子由北京回來以後，香港的形勢基本上已成定局。
當年 9 月，周南與伊文思簽署兩國《中英聯合聲明》草案，宣布長達 22 輪的香港前途談判畫上句號。到了 12 月 19 日，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當時匯點會長劉迺強甚至親赴現場，見證歷史。
對於不少匯點人來說，聯合聲明多少宣布了他們「民主回歸」主張的成功 — 就算尚未成功，也至少站在起跑線上了。
於是有受訪者記得，聯合聲明簽署後，有匯點成員開檳慶祝；又有人回憶，當時聲明的全文只在民政署派發，於是有匯點人一夠鐘，就湧到那裡領取，「攞咗之後仲好興奮。」
一個月後，匯點於成立第三年的慶祝典禮場刊內，以「轉捩點」來形容那風起雲湧的 1984。
1984 年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同時也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本會一早就認定這是難得的歷史契機，未來的發展，會有更大的可塑性，我們的參與和努力，也會有遠超比例的成果。
—《匯點 1984 年度會務報告》
毫無疑問，這也是匯點的轉捩點。這一年，他們經歷許家屯大駕光臨，嘗過北上被魯平冷對，也在人民大會堂見證過聯合聲明的歷史時刻 — 姑勿論結果如何，匯點的河水初次湊近「中共」這座大山。
往後五年，河水和大山繼續緊密交流，直至下一個轉捩點……
1989 年 6 月 4 日。
———
註釋：
[1] 劉迺強：匯點創會會長，前全國政協香港區委員。
[2] 統戰：統一戰線的簡稱，被毛澤東視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
[3] 司徒華：前香港民主黨黨鞭及支聯會主席，2011 年去世。
[4] 羅永生：1983年任中大學生會會長，主張「民主回歸」，現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5] 盧斯達：網絡作家，網誌名為「無待堂」。
[6] 黎則奮，匯點創會會員，現職時事評論員，網台 D100 主持。
[7] 王卓祺，匯點創會會員，現任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8] 曾澍基，匯點創會會員，去世前為浸會大學經濟系退休教授。
[9] 呂大樂，匯點創會會員，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10] 《靚妹仔》：詳情見此專題的第三篇文章。
[11] 楊森：匯點創會副會長及第二任主席，前立法會議員，現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譽助理教授及民主黨中委。
[12] 許家屯，前中國共產黨黨員，1983 年至 1990 年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後因同情「六四」而出走美國，著作《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為大陸禁書。
[13] 何芝君，匯點創會會員，現為前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副教授。
[14] 王匡，1978 年至1983 年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2003 年去世。
[15] 社團優惠店，90 年代劉迺強曾跟工聯會合作，開設社團優惠店供會員購物，類似現在工聯會的購物中心。
[16] 畢浩明，匯點創會會員，現為商人。
[17] 李偉庭，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助理兼社工部部長，18 歲便加入新華社香港分社。
[18] 毛鈞年，共產黨黨員，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2013 年去世。
[19] 杜耀明，匯點創會會員，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20] 葉健民，八十年代中期加入匯點，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21] 張炳良，匯點創會副會長及第三任主席，前民主黨成員，現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22] 馬國明，匯點創會會員，曙光書店創辦人，現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客座副教授。
[23] 李華明，1984 年加入匯點，前社工、立法會議員，現職公關，民主黨成員。
[24] 魯平，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中英談判的關鍵人物之一，2015 年 5 月去世。
[25] 陳文鴻，匯點創會會員，現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26] 張玉堂，匯點創會會員，資深律師，方敏生丈夫。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C%AF%E9%BB%9E-%E5%8E%9F%E7%BD%AA%E8%83%8C%E5%BE%8C-4-%E6%98%AF%E8%AA%B0%E4%BB%A4%E6%BF%81%E6%B5%81%E6%BB%94%E5%A4%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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